（1954年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的政权组织特征，既说明了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特征，也说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意味着一种简单的民族联合，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联合体式的松散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不可分离的由中国各族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

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深远的，是从实际出发，区别用刑。[37]盖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

[30]《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周公曾告诫康叔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宵可任以成岁也。随着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激烈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尖锐的阶级反抗，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潜移默化地影响道德人心，唤起人心向善的乐的一般功能也已调整乏力。

以已德先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则明礼以齐一之。汉朝建立以后，国家的疆域不断扩展，社会经济在农本主义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988年，新收案件8573件，其中治安案件3385件。

（五）重视和加强行政审判队伍建设，法官的司法能力不断提高为保证《行政诉讼法》的正确实施和行政审判工作的健康发展，各级人民法院不断加强行政审判队伍建设，普遍设立了行政审判机构，充实配备审判骨干力量，坚持抓好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教育、廉洁自律教育、职业道德纪律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一、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监督和维护行政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保证和促进依法行政的目标，行政审判既要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积极慎重受理涉及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案件。

（三）行政诉讼法典阶段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有效措施，妥善化解了一大批行政争议，防止和避免了一些矛盾激化和转化，较好地体现了为人民司法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在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凸显的特定历史时期。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源头可以从建国初期谈起。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支持，才能保证行政审判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近三十年来，行政审判工作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历程。

各级人民法院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充分体现了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落实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各地人民法院随后陆续建立行政审判庭。近年来．行政审判力量有所充实和加强，法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初步形成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行政审判法官队伍，为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特别是对一些单纯依靠司法手段难以解决的复杂敏感案件，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依靠政治优势妥善加以处理。许多法院还通过开展法制宣传、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旁听行政案件开庭审理等活动，使社会各界进一步加深了对行政诉讼的理解和支持

贵族诸侯卿大夫之间也各有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乐。[17]又据《尚书·酒诰》，针对不同对象饮酒也采用不同的制裁措施。

此项规定说明周公鉴于商人嗜酒，招致国家昏乱腐败，终于亡国的教训，严诫周人不得沿袭商人旧俗，嗜酒坏事，尤其严诫群饮。在贵族政治之礼已经崩解的背景下，乐无法发挥其有效功能，所以乐坏也是必然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深远的，是从实际出发，区别用刑。由此人口进行再编组，形成了新的血缘地缘关系，中华文明由中原不断向四周扩展。德礼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

因此，周公制礼作乐的同时也致力于政权与法制的建设。由于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民，所谓授土授民。

[18]高诱注疏曰：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至汉代，汉儒董仲舒大肆宣扬德治，强调为政以德，发挥德的治国之具的作用。

孔子也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通过制礼，建立了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诸侯拱卫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季文子在追忆周公的功德时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48]才能使得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在德刑关系上，董仲舒鉴于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因而导致群盗并起。乐自春秋中期开始即慢慢式微，其所承担的主要功能逐渐融入于礼，成为礼俗的一部分。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成后，他总结三十年的统治经验，得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使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47]的道理，强调礼乐者，治平之膏梁。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

其二，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前者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重德的精神，后者说明了施刑不以惩罚为目的。以已德先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则明礼以齐一之。

[14]所谓九刑，按《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通过作乐，移风易俗，使归附的诸侯部落增强向心力和亲和力。

辅治之法，若墨劓剕宫大辟鞭扑之类是也。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所以礼虽为贵族间的行为规范，但德却是更着眼于如何维护现实统治的一种理念。孔颖达注疏曰：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

[49]《孟子·公孙丑上》。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治理国家既不可只凭礼乐，也不可以专用刑罚，而必须本用结合，综合为治。着名的《唐律疏议》在名例篇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并以自然现象的昏晓阳秋来比喻德礼刑罚之密切联系永恒运行互补互用而不少变，所谓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与此相适应的阶级成份不断复杂化，统治机构由于王侯国的建制而不断膨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28]的分化现象。